城市竞争，终究是强区强县之争。万亿城区俱乐部即将扩容。日前，广州天河区发布“十五五”规划，提出2027年GDP跨越8000亿元、2030年冲刺万亿。作为广州经济第一大区，天河GDP已站上7000亿台阶，按近年平均增速推算，2030年前跻身万亿几无悬念。无独有偶，北京朝阳区年初已明确，“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GDP将突破万亿。这意味着北京将成为全国首座坐拥两座万亿大区的城市——海淀已先行一步，西城也蓄势待发。紧随其后的天津滨海新区，早在几年前就定下2027年GDP破9000亿的目标，目前总量已接近8000亿，仍居全国第一梯队。在此之前，我国已有上海浦东新区、北京海淀区、深圳南山区三座万亿城区。按此趋势，到2030年我国将有6座万亿GDP大区，到2035年或将扩容至8—10座。要知道，全国31个省份中仍有4省GDP未破万亿；330多座地级市里，万亿城市仅29座，万亿省会仅11城。而作为第一大区，上海浦东GDP高达1.88万亿，超过天津、宁波、青岛等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更赶超吉林、黑龙江、甘肃等8个省份。城区GDP破万亿，意味着具备了富可敌市的综合实力，成为区域经济不容忽视的一极。

GDP破万亿，市辖区凭什么？作为经济强市的敲门砖，万亿GDP是许多省会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市辖区破万亿更为难得。经济大区本身就是城市资本、资源、资金的汇聚中心，也是核心产业的集大成者。纵观当前万亿城区，其产业逻辑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攻高端要素配置，肩负CBD、国际金融中心、国际消费中心等功能，北京朝阳、西城，上海浦东，广州天河，深圳福田等均属此类。根据《2025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报告》，全球30大CBD中，中国占据4席，正是北京CBD、上海浦东—陆家嘴、香港中环和广州天河CBD。而国际金融中心指数（GFCI）国内前四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城区正是各自金融功能的物理载体。第二类锚定科创功能，汇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新产业，北京海淀、深圳南山、上海浦东是典型代表。在创新驱动时代，科技不仅能直接创造高密度GDP，更能占据微笑曲线两端，引领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创造更大附加值。这些区域既是信息革命的受益者，也是新一轮AI革命的产业策源地，增长潜力可观。第三类则是制造中心，先进制造业发达，以深圳龙岗、广州黄埔、青岛黄岛、佛山顺德、苏州工业园为代表。从网络通信、半导体到汽车、生物医药、智能家电，硬核产业支撑起区域经济的底盘。其中，上海浦东是集大成者，既汇聚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五大中心功能，更坐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大飞机、新能源汽车等世界级产业集群，“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并非虚言。

一省一城，一城一区。城市经济有“强省会”模式，区县经济则有“强城区”模式。从第一大区占全市经济比重看，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青岛黄岛区、佛山顺德区、厦门思明区等，首位度均超过30%。其中滨海新区占比最高，超过天津全市的40%，且产业结构与全市高度同构。浦东新区虽身处强区林立的上海，仍占全市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无论行政级别还是辐射能级，都堪称“市中之市”。强省会、强区模式固然能实现快速超车，但“一城一区独大”的隐患同样明显。省会GDP占全省半壁江山，固然“省会强则全省强”，但一旦省会失速，势必波及全省，长春与吉林的联动即是例证。同理，若过度押注一个区县，且该区县又依赖单一产业，那么局部波动将直接影响全市稳定。区域经济的成熟模式，应是多中心、多增长极、强市强区强县协同发展。深圳提供了范本：南山挑起科创大梁，宝安、龙岗、龙华扎稳制造底盘，福田擎起金融商贸大旗，深汕合作区承接产能外溢。当然，并非每个省份都适合多中心，也不是每座城市都能培育多个强区。但激活区县经济活力，始终是绕不开的战略选择。万亿城区的崛起，既是城市能级的体现，也预示着区域经济竞争正从“单核驱动”向“多极支撑”加速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