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跑几年外卖，攒够钱给母亲治病，家里盖间砖房，我就回家踏实务农，陪着你们。”2024年2月，云南哈尼族汉子李国才回到老家，与弟弟李文才唠起家常时，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李文才不曾想到，这是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李国才对家人许下的最后承诺。这份朴素的归乡梦，永远定格在了2024年9月1日的清晨。

那天清晨，一向准时接单的李国才迟迟没有上线，相熟的同事察觉异样后，匆匆赶往他在上海青浦区的出租屋。推开门的瞬间，悲剧已然发生——李国才静静地躺在屋内，再也醒不过来。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出具的死亡确认书显示，死亡原因为“猝死”。

接到警方电话的李文才，当天便辗转千里从老家赶到上海，在殡仪馆见到了冰冷的哥哥。“我哥的身体一向结实，连感冒都少有，怎么就突然倒下了？”回忆起那个心碎的日子，李文才始终不愿相信，那个总把心事藏在心里、一心为家奔波的哥哥，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去。

沉默的壁垒：工伤与意外险，都与他无关

猝然离世的悲剧背后，是家属维权无门的绝望。李国才每天接单前，都会被平台强制扣除3元购买意外险，这份保险的保障范围仅限当日第一单至最后一单的接单时段，而他深夜在出租屋猝死，显然不符合工伤认定的“工作时间”条款。无论是与他签订服务协议的河南赋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的上海蜂鸟必达科技有限公司，还是他接单的原饿了么平台（现淘宝闪购平台），都选择了沉默，无一人出面与家属见面沟通。

几天后，上海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延彬彬接手了这起案件。随着对李国才手机信息的逐一梳理，一段被刻意隐瞒的过往逐渐浮出水面：出事前两个月，李国才在送餐途中发生过一次车祸，虽被判定无责，却导致头部受伤、下巴缝针。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也怕影响接单收入，他半句都没跟家里提及，甚至未正式报备平台及外包公司，仅独自去医院处理了伤口，拿到少量赔偿款后休息数日，便立刻重返岗位，继续保持着每天12小时左右、日均50-70单的高强度工作节奏。

这场未愈的伤痛，早已在他的身体里埋下隐患。最终，法医出具的鉴定意见显示，车祸与猝死存在10%—30%的关联度，法官据此判决车祸相关方参考工伤25%的比例进行赔付。这份迟到的赔付，终究难以弥补一个家庭失去顶梁柱的伤痛，更无法掩盖灵活就业者劳动保障体系的巨大空白。

李国才的悲剧并非个例。就在他离世5天后，2024年9月6日凌晨，杭州55岁外卖员袁某某也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蜷缩在载有外卖箱的电动车上，生命永远停在了奔波的路上。归乡梦未达，两位外卖员的离去，将一道关于劳动保障与生命尊严的考题，重重地抛在了城市的晨光里，等待着回应。

高风险之困：被算法与生计裹挟的奔波

外卖骑手的猝死，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悲剧，而是工作量过载、薪酬模式不合理、平台隐性管控、劳动者认知短板等多重风险交织的结果。无数骑手穿梭在城市的车流街巷中，看似自由的工作状态背后，是被速度裹挟、被生计倒逼的无奈，而平台的责任缺位，更让这份职业的风险系数持续攀升。

“单王”的代价：用健康换收入

袁某某是商圈有名的“单王”，为了供孩子上学，他每天工作时长超16小时，仅留三四个小时休息，日均跑单收入必须够500元才肯下班，雨天更是要冲到700元的目标。出事前一个月，他因事故导致腿部骨折，却咬牙坚持接单，甚至常常睡在商圈，只为节省通勤时间、多跑几单。

李国才的工作强度同样令人揪心。李文才从哥哥同事口中得知，李国才常常忙到深夜十一二点才下班，回到出租屋简单对付一顿饭，便匆匆休息，只为第二天能早起接单。出事前一个月，他日均跑单50～60单，8月31日当天更是完成了56单，工作时长超过15小时。

这样的高强度工作，早已成为外卖行业的常态。当前外卖配送普通订单单价多在4元～5元，淡季或偏远订单单价更低，骑手为了维持基本收入，只能通过海量接单来弥补单价不足的缺口。坐标上海的淘宝闪购骑手李凯（化名）向记者透露，旺季时凭借对区域的熟悉度，他能做到日均百单，按一单6元计算，日收入可维持在500元以上；但到了淡季，一天完成70单都困难，只能靠拉长工时来凑够单量。

多重短板：认知缺失与被动妥协

“灵活用工”早已成为外卖行业的主流模式，除京东外，几乎无外卖公司会直接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骑手多与第三方外包公司签订服务合作协议，这就意味着，骑手与外包公司之间无法认定劳动关系，很难申请工伤。延彬彬律师表示，这是骑手维权路上的第一道坎，也是最难以跨越的坎。

而法律与保险知识的匮乏，进一步加剧了骑手的风险。多数骑手背负着家庭经济重担，为了多赚一笔收入，主动放弃休息，即便身体发出疲惫、疼痛的信号，也选择硬扛；面对平台强制扣除的3元意外险，多数人仅知道能覆盖小事故，却不清楚其保障范围与理赔边界。2024年11月，郑州骑手刘某接单时被自动扣取3元保费，送餐途中猝死后，保险公司以“自身疾病导致”为由拒赔，便是典型案例。

此外，平台算法的刚性约束，让骑手深陷“停不下来”的高压循环。随着线上消费普及，市民对配送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平台为提升效率，设定严格的配送时效，超时便会扣款。而平台的路线规划有时与实际场景脱节，不少骑手为避免超时，只能放弃导航、凭经验穿梭街巷，甚至不惜改装电瓶车、超速、闯红灯，进一步提升了安全风险。

维权之困：3元意外险撑不起的生命重量

“3000元以内的小事故能赔点钱，真出了猝死、重伤这样的大事，这个保险估计不顶用。”李凯坦言，平台强制扣除的3元意外险，虽能报销部分住院费用且到账较快，但保障力度单薄，始终让骑手缺乏安全感。一年下来，强制缴纳的保费近千元，他只能额外自行购买保险，弥补保障缺口。

一名保险业内人士解释，普通意外险多不自带猝死责任，即便包含，也常限定为“病原性猝死”，能否赔付全看死因鉴定；且意外险仅赔付外来、突发、非本意、非疾病的伤害，如摔跤、车祸等，与骑手的高职业风险并不匹配。而行业内的“三责险”，因事故率高、保额需求大，财险公司承接意愿极低，偶有赔付一单便导致全年亏损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骑手保险保障的困境。

更令人无奈的是，外卖业务多经过多层转包，外包公司往往缺乏偿付能力，事故发生后，平台与外包公司互相推诿、无人牵头负责，李国才猝死后各方沉默的局面，在行业内并非个例。即便家属想通过法律维权，也常因证据不足、诉讼周期长、执行难等问题半途而废。李文才在律所帮助下完成诉讼，耗费的金钱与精力，早已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范围。

延彬彬指出，骑手维权难的核心，是“劳动关系与用工主体分离”。平台借“灵活用工”行“假外包真派遣”之实，骑手受算法派单、考勤罚款等约束，本质上接受平台管理，却签订着与外包公司的服务协议，这道劳动关系认定的门槛，让骑手陷入“找谁都推诿”的僵局。而平台对算法设计的不合理避而不谈，进一步加剧了权责失衡的困境。

四方呼声：为骑手撑起权益晴空

外卖行业的多重困境，让骑手、家属、律师及行业内部的呼声愈发强烈。“希望骑手朋友们注意安全，生命无价，钱总有方法再赚。”李凯的话语中，满是对同行的期盼。李文才则哽咽着说：“希望社会能给像我哥哥这样的服务从业人员提供完善的保险保障，让家人能有份兜底的安心。”

作为长期接触此类案件的律师，延彬彬提出了多项建议：为高危服务从业者开辟专属维权绿色通道，配套及时的法律援助，完善职业伤害与社会保障体系；以“实际管理控制权”明确劳动关系，破解“假外包真派遣”难题；规范用工链条，严禁二次转包，明确发包企业连带责任；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简化工伤基金支付流程，搭配商业意外险补位；推动算法透明化，完善薪酬调整机制与户外保障，靠规则、监管、保障三重发力，化解用工矛盾。

排版／季嘉颖  图片／IT时报采访对象  来源／《IT时报》公众号vit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