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我蓦然发现，无论当初支持乌克兰的网友，还是如今支持伊朗的网友，他们都有一种慕残情结。

好吧，这句话出来，要惹恼大半个网络，顺便惹恼残疾人朋友。不愧是我。首先向残疾人朋友道歉，我是不得已才使用这个概念的，实在是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形容这些网友的心态。

他们两边在攻击我之前，不知道会不会困惑一下：怎么，你不支持乌克兰也不支持伊朗？如果有此困惑，我建议这样攻击我：“清高派，自作聪明，谁搭理你啊？”

是的，我谁也不支持。不支持伊朗，不支持美国以色列，不支持乌克兰，不支持俄罗斯。只要是网上流行的“支持”姿势和“支持”阵营，我一个都不加入。

我认为把伤亡惨重的战争发展成逐日更新的饭圈游戏，是非常不道德的。我们没有经历导弹的呼啸，流弹的威胁，连停水停电的不便都难以想象，我们哪里有资格去“支持”谁？我宁可被饭圈人士视为冷漠，这样还显得体面一点。

现在伊朗战事到了这样一个节点。特朗普威胁伊朗如果不达到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要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而伊朗方面并没有妥协的意思，而是宣布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并向特朗普通牒：“要么向伊朗屈服，要么他的盟友就将退回到石器时代。”

谁的威胁更有实现的可能？非要争论的话，不要解释，预测吧。解释是大人物的事，普通人要避免被裹挟入认知战，要冷静，仔细甄别各方的态度与行动，看他们顾忌的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特朗普反复威胁又延长时间，也就是所谓的TACO，并不是忌惮伊朗的实力，而是在争取国内民意。罗斯福在二战期间美国正式参战之前，玩过很长时间类似的套路。

二战初期，罗斯福面临强大的孤立主义民意，他再怎么同情英国，都不敢贸然卷入战事，而是通过《租借法案》等手段一步一步让美国“下水”，同时在公开表态上极其谨慎，反复强调“不会把美国孩子送上战场”。罗斯福对日本也是如此，通过禁运去勒紧日本经济脖子上的绳索，但是不主动开战。直到聪明的日本人对珍珠港发起致命一击，美国民意彻底反转，罗斯福之前的铺垫也便水到渠成。

我不是说特朗普是新的罗斯福，而是说他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美国游戏截然不同于伊朗游戏、俄罗斯游戏。美国总统必须时刻关注民意的变化。特朗普的TACO，更多是美国土壤培育出的一种操盘策略。

特朗普不能被识别为软弱，所以该动手的时候必须要动手，抓捕马杜罗，炸死哈梅内伊，都属此列；但特朗普也不能被识别为战争疯子，那样他的民意基础也会完蛋，所以他不能一个油门踩到底，单边持续升级武力。

特朗普现在的策略，打一下停一下，可以向国内中间选民展示：我不是一个战争贩子，我已经给了对方足够的机会，如果最终开火，那是“仁至义尽”后的被迫选择。

而伊朗的“不屈不挠”，更像是“配合演出”。

或许也不能怪伊朗，因为伊朗游戏是另外一种游戏，必须不顾实际做最强硬的表态。麻烦就在这里，谁要强硬谁就被敌国干掉，谁要不强硬就要担心被自己人干掉。

最可悲的是，伊朗把特朗普对国内民意的顾忌，当作对伊朗实力的顾忌。而我们的网友则对伊朗的“胜利叙事”全盘买单，完全不在意伊朗丧失和即将丧失的是什么。所以我说这是一种慕残情结。

无论乌克兰还是伊朗，本国几千万国民在至少一代人的时间里，失去了正常生活的机会。它们不管在战场上还是宣传上取得怎样的“胜利”，短时间内都无法改变本国的生存际遇。如何在道德上评判它们是一回事，而承不承认它们遭受的惨烈代价是另一回事。

我说的“慕残”，就是把国家拟人化为“美强惨”的爱豆，形成一种受难者美学。忽略新闻里常说的“地缘利益、历史经纬”，通过单方面赋予这些国家一种“孤臣孽子”或“悲剧底色”的滤镜，最终收获的是自我的道德满足感。

“慕残”并不是真正的共情，而是一种消费。他们喜欢的不是那个正在受苦的真实国家，而是那个“正在受苦的意象”。一旦这些国家展现出复杂、真实的一面，“粉丝”们就会感到塌房。乌克兰的军阀属性，伊朗的宗教属性，都是“慕残”者刻意忽略的方面。

比较来说，乌克兰更无辜一点，因为在战争之前，它没有对外输出暴力。而伊朗几十年来都是以激进的意识形态立国，每天喊着要消灭别人，而且确实在他国境内扶植了多支武装力量。你既然选择了暴力的游戏，就要承受暴力的代价。当然我并不说几千万伊朗人都参与了选择。

虽然乌克兰更无辜，我今天依然认为，乌克兰不是绝对无辜，它对西方世界有太多天真的幻想，用自己的土地和生命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

乌克兰和伊朗告诉了我们同样一句话：生存是一件严肃的事。

我总忘不了冷战期间的芬兰。

许多人都知道1939年的苏芬战争。芬兰独力抵抗人口有自己50倍之多的巨人，打得异常英勇，并让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二战过后，在冷战期间乃至冷战之后，芬兰长期与苏联、俄罗斯交好，在“事大”这件事上下足了功夫。

1944年，苏芬战争才真正结束，是芬兰领导人飞到莫斯科寻求和谈的。苏联不仅要求割地、赔款，而且要求芬兰驱逐本国境内的20万德国军队。芬兰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停战条约还要求芬兰“逮捕战犯”，所谓“战犯”，就是苏芬战争期间那些领导者。这件事芬兰也做了，芬兰法庭裁定，其战时总统吕蒂、战时总理兰格尔和林科米耶斯，还有战时外交部部长、另外4位部长以及芬兰驻柏林大使获罪入狱。

贾雷德·戴蒙德在《剧变》一书的第二章，对苏芬战争和战后的芬兰对苏政策有非常细致的描写。

由于冷战期间芬兰一直努力争取苏联的好感，西方出现了一个羞辱性的词：“芬兰化”，形容懦夫。《纽约时报》在1979年是这样解释芬兰化的：“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尬的让步。”

戴蒙德1959年首次到访芬兰时，对芬兰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他问芬兰的房东：“芬兰为什么要实行那些政策，为什么要进口那些质量不那么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为什么那么害怕与苏联发生冲突”。他向芬兰人保证，“倘若芬兰真的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肯定会帮助芬兰的”。

又一次，戴蒙德向一位曾参加苏芬战争的退役老兵说了类似的话，对方礼貌地告诉他，上一次芬兰急需帮助的时候，西方国家是怎么抛弃的芬兰。

了解了芬兰的历史之后，戴蒙德为自己曾经对芬兰人说的话感到“残忍”“无知”“不得体”。他援引芬兰总统吉科宁的话说：“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对任何国家来说，为了自己国民的幸福，都有义务采取现实主义的发展战略。20世纪的热血青年，还是会跑到异国他乡打仗的。21世纪的网络应援，一分钱都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