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对世界的定义，都始于其所处的坐标系中。

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重塑了中国家庭的物质生活，也将新一代年轻人推向了一个名为“富足”却又充满变量的时代。当增长的红利步入调整期，关于代际的讨论便不再仅仅是情绪的摩擦，而是指向了更深层的问题：个人财富增长、阶层分化后，两代人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在机会结构改变的今天，当父辈依旧笃信“努力就能成功”，传统的奋斗叙事如何接续？

新书《富足一代》以大量深度访谈为基础，将目光投向1995年至2005年间出生的一代年轻人及其父辈，记录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机会、努力与意义的真实感受，复刻出一份鲜活的时代精神图景。

1月17日，“复旦问学讲堂”开年首讲，邀请《富足一代》作者伊险峰、杨樱，纪录片导演周轶君、文化记者林子人，以及复旦大学MBA项目主任曹能，从作家、记者、纪录片导演、教育工作者的不同视角出发，一起探讨代际之间的距离与链接。

在相对富足的时代，新的匮乏从何而来

伊险峰

媒体人、写作者

谈到《富足一代》的写作缘起，伊险峰回忆，最初他们的想法是采访公共知识分子，向那些“被认为更有智慧的人”请教社会出现了哪些问题。“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视角不够全面和充分，比起上一代怎么看年轻人，更重要的，是年轻人自己正在想什么、经历着什么。”

书名中的“富足”，在伊险峰看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经历过匮乏年代的人而言，富足往往意味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对1995年至200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而言，匮乏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核心体验。“很多年轻人其实并不太理解什么叫‘匮乏’。”他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感到安全或满足，恰恰相反，一种新的匮乏感正在出现。

十年前，社会为年轻人提供的是一种近乎“狂欢式”的富足体验，消费、服务与文化产品不断强调快乐与即时满足，“当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面前摆着很多机会时，他自然是有冲劲的。”那时人们更多担心的，是物质过剩之后如何进行精神建构；而今天，不确定性开始全面浮现，机会与资源同步收紧，“大家心里反而没底了。”

谈及代际冲突，伊险峰并不认为这只是观念或生活方式的分歧。在他看来，年轻人与父辈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对未来资源和机会的争夺：“年轻一代必然要从父辈那里拿走一些东西，而父辈并不总是愿意轻易放手。”他强调，理解与沟通比对抗更重要，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不必放大，耐心倾听和尝试理解更为关键。

回到写作本身，伊险峰提到，《富足一代》希望呈现的是年轻人的处境、思考与选择，并理解这些经验背后的社会结构与代际差异。“我们不提供标准答案，也不替年轻人下定义。我们希望记录这一代人的真实感受，让大家看到，富足并非单一状态，代际理解需要更多耐心与共情。”

给这个时代留下一枚“时间胶囊”

杨樱

记者、编辑、写作者

书名中的“富足”二字，曾引来不少年轻读者的质疑。有人列举自身经历，比如童年并不宽裕，家庭仍在租房，成长过程中从未感到“富足”。面对这些声音，杨樱并未回避差异。在她看来，“富足”并非指向具体生活条件，而是一种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这本书将目光投向1995年至2005年出生的一代年轻人，试图理解他们如何感知机会、公平与意义。杨樱提到，书中的主要采访完成于2020年前后，而在2023至2024年，她又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回访。短短几年间，有人从校园进入职场，有人已在现实中遭遇新的不确定性。

“变化非常明显，”她说，“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个人的感受。”但令她印象更深的是，不少年轻人依然能够清晰辨认出“当年的自己”，理解过去的想法，也愿意接受被他人书写。“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慷慨。”

技术环境与舆论结构，是《富足一代》中反复出现的线索。书中通过智能设备、社交平台等具体问题，追问年轻人“进入公共舆论场时，看见了一个怎样的中国”。杨樱认为，这一代人早期面对的，往往是由传统媒体转移而来的知识精英与公共意见领袖。“表达的空间变了，但权威结构并没有同步改变。”这种错位，深刻影响了年轻人对社会规则、成功路径和公共价值的理解。

也因此，《富足一代》并未只停留在年轻人身上，而是用相当篇幅描绘了父辈的经历。书中呈现的60后、70后的故事，还原了上一代人如何在机会相对丰富的时代完成资源积累与社会流动。“你不可能讨论年轻人面对的世界，而不去讨论他们从上一代继承了什么，又被期待承接什么。”

在杨樱看来，当下的代际冲突，表面上是观念分歧，背后却指向对“机会”“安全感”和“进步”的不同理解。“因此，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结论，我没有资格替一代人下定义。”

相比给出判断，她更看重记录本身。在她看来，《富足一代》更像一枚时间胶囊：它并不试图总结“这一代人是什么样”，而是保存下一个特定时刻，记录一部分年轻人如何感知世界、如何讲述自己的处境与选择。

在这些讲述中，她看到一种方向性的变化——年轻人的关注正在从向外扩张，转向向内探寻。“这种寻找也许并不张扬，甚至显得微弱，”杨樱说，“但它指向的是一种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

在碎片化时代，重新看见一代人

周轶君

纪录片导演

中国是过去几十年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高速变化之中，每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与所思所想都在被不断重塑。周轶君注意到，人们越来越习惯用标签去快速定义一代人。“我们现在获得的很多认知，本身就是由碎片拼接而成的。”在她看来，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真正“看见一个人”，反而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

“但这本书钻进了细节里，它告诉我们要打破那些被格式化的成见。”周轶君形容，《富足一代》像一份“时代速记”，其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对“碎片式建构”的抵抗。她特别提到书中描述一个家庭里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的细节，这种属于某个特定年代的“标配”，如果不在当下被记录，很快就会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在她看来，这些具体而细微的描写让观察者有机会放下既有成见。当一个人不再只是某一代人的抽象代表，而是带着明确的成长环境与生活经验走到面前，许多被反复提及的判断自然会松动。“所谓的‘无意义感’，并不是一种普遍真理。每一代人都在寻找意义，只是方式不一样。”

谈及代际差异，周轶君将视线投向技术本身。在她看来，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代际经验。“我们可能正处在技术意义上的‘原始社会’，每天走出洞穴，都会捡到新工具。”旧的秩序不断被打破，新的社会需求尚未完全成形，她认为，技术的突然介入，让不同年龄、不同出身的人卷入了相似的精神处境之中。

“AI也许是一种新的洗牌。人类有了新技术，一定会有‘心气’去用它。”周轶君表示，在历史上，最兵荒马乱的时候往往也是思想产生最丰盛的年代。“人的探索总是在欲望与能力之间寻找平衡，有时候能做到，有时候做不到，但每一次尝试，都能激发新的机会和可能。”

《南方周末》文化副刊部记者，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硕士林子人（左一）主持圆桌对话

在代际之间，做彼此的同行者

在本次活动开场致辞中，复旦大学MBA项目主任曹能围绕代际差异与教育责任，分享了见解。他提出，每一代人都有其独特的时代际遇与挑战，今日年轻人身处高度不确定的世界，其展现出的独立与多元价值取向，应被充分理解和尊重，而非简单以“佛系”或“叛逆”标签定义。

基于此，曹能分享了复旦MBA教育坚持师生共创的学习模式，面对共同的挑战与未知。他强调，MBA教育的核心责任，在于超越单纯的知识与技能传授，致力于帮助个体在变化的世界中持续成长，并搭建代际间真诚对话与相互理解的桥梁，他以“我们依然是孩子”为隐喻，呼吁保有最初的好奇与探索冲动，共同面对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