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通过《广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其中规定“夫妻一方持身份证、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依法向不动产登记、车辆管理单位申请查询另一方财产状况的，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这与去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形成鲜明对比，福建条例规定“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辆管理等单位申请查询配偶的财产状况”。这两部法规的差异，引发了对国家干预家庭关系、女性权益保护以及财产知情权等多方面问题的思考。

国家干预家庭关系的矛盾与问题

规定的演变与意图

福建省的规定意在解决离婚家庭纠纷中常见的问题。在离婚时，常有一方对另一方财产状况不了解，而另一方借此隐藏、转移、变卖、挥霍共同财产，导致共同财产分割困难，弱势一方（通常是女性）财产受损。所以“妇女持有效证件可随时查询配偶财产”被视为对女性的特别保护。而广东省的规定，表面上是避免因只允许妻子查询丈夫财产而引发的有悖男女平等保护的舆情，但实际上二者本质都是国家为了促进家庭平等、维护弱势一方权益和矫正性别正义而进行的干预。

女性权益保护的难题

我国《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都强调“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与男性平等。然而，若没有国家的积极促进，这种平等往往只是形式上的。要实现实质平等，国家必须在促进男女平等和消除歧视方面积极作为，以矫正因生理差异、社会评价、父权文化等导致的实质不平等。但国家一旦积极介入，通过特殊保护女性来实现性别正义，就可能引发新的不平等问题，包括男性和女性之间、女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立法者面临着化解积极促进两性平等和不得因性别进行区别对待这一矛盾的难题。

对女性家务劳动价值的忽视与矫正

在市场和家庭的二分结构下，女性承担了大量繁杂且无法被市场量化和评价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劳动，她们的劳动和价值常被漠视。在离婚诉讼中，女性利益容易被贬损或牺牲。福建省的规定就是为了矫正这一现实，通过赋予女性查询配偶财产的权利，提醒男性其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获得离不开妻子的家务付出，夫妻共同财产应平等分配。广东省虽规定夫妻互查，但本质上也是国家对家庭平等的干预和对弱势一方权益的维护。

夫妻双方财产知情权的范围与限制

条文位置与主要用意

《广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将夫妻财产知情权的规定放在第七章“婚姻家庭权益”，而非第六章“财产权益”。“财产权益”一章强调保障妇女财产权利，而将此规定放在“婚姻家庭权益”章，除保护女性婚姻中的财产权益外，还旨在通过夫妻对彼此财产状况的知情，确保双方对婚姻的忠诚持守义务。

可能引发的问题

然而，夫妻忠诚义务本身是一个杂糅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概念，其范围是否应包括完全披露彼此财产状况存在疑问。《民法典》规定对配偶财产的查询主要用于离婚财产分割。若在婚姻存续期间允许夫妻随时互查，且接受查询的机关有义务提供结果，会过度挤压个人自由和隐私空间，不符合现代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也可能成为年轻人“恐婚”的原因。因此，对这一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应尽量限制在夫妻分居、离婚冷静期、离婚诉讼期以及婚姻关系解除后，目标是避免离婚财产分割时一方损害另一方利益，而非单纯追求婚姻忠诚。

女性参与市场工作背后的家庭维系

市场与家庭二分导致的婚姻不公

社会虽强调男女在家庭分工中贡献相同，但家庭中市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往往拥有更大话语权，弱势一方易遭受剥削。在离婚诉讼中，泛化的“家庭贡献”难以与明确的市场财富获得同等对待。允许夫妻在婚前对配偶财产充分知情，可作为事后补救的事先预防措施。但事先知情能否实现婚姻制度下的性别正义存疑，女性在面临有薪工作和照顾家庭的两难选择时，可能会对婚姻产生顾虑。

家庭维系的困境与国家干预

女性虽广泛参与市场工作，但家庭维系仍面临挑战。女性进入市场后，谁来承担照顾老人、病人和小孩的责任成为问题。部分女性可能缩小家庭规模或推迟生育，有财富支持的家庭可能将家务和育儿外包，但这会导致其他形式的剥削和生育率下降，家庭作为社会最小单元也可能逐渐坍塌。国家因此被要求对家庭关系进行介入和干预，包括鼓励社会力量提供托育服务以及允许女性查询配偶财产等措施，以帮助女性超越家庭与市场的二元框架，解决家庭责任和市场劳动的矛盾。

实现性别正义的宏观思考

尽管查询配偶财产的法律规定存在婚姻忠诚义务与财产隐私披露的法律问题，但这些规定体现了国家促进两性平等和提升家庭弱势群体的努力。然而，实现性别正义不能仅依赖简单的性别扶贫或禁止区别对待，而应从宏观层面改善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改变“男性挣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的传统观念。只有当压制性地位改变、传统性别分工被颠覆，外出挣钱和照顾家庭成为男女自由选择且并行不悖时，性别正义才能真正实现。